第一期【我的工作就是让养殖户们赚到钱】 鱼类防疫专家 水野芳嗣

第一期【我的工作就是让养殖户们赚到钱】

鱼类防疫专家               水野芳嗣

1.个人经历

     我是水野芳嗣，曾在近畿大学水产研究所学习养殖，并在宮崎大学研究生院取得了鱼病学学位。毕业后，我加入了日本的一家制药公司（现在的阿斯特拉斯制药），在动物（包括鱼类）药物研发部门工作，从事新药研发。退休后，于1982年6月，应养殖业者的请求，我在日本海水鱼养殖产量第一的爱媛县（三瓶湾渔业协同组合内）建立了鱼病研究室。这是当时日本首个民营鱼病诊断机构。2014年3月，我将三瓶湾鱼病研究室交由徒弟接管，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的鱼病临床医生。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看看世界各地的鱼类养殖。当时我58岁。机缘巧合，我有机会巡回访问中国的鱼类养殖现场。

      从2015年11月开始，直到2020年2月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我每个月都会去中国出差。 每次出差大约10天，也就是说，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中国。我从北部的辽宁省大连市一直到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甚至更南的与越南接壤的城市，都去过。我沿着漫长的中国海岸线往返多次。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海产养殖，我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也被养殖户们充满活力和韧劲的精神所深深吸引。新冠疫情爆发后，由于无法前往现场，我只能通过远程方式进行鱼病诊断等工作。

       我的雇主赋予我两项核心任务：

第一，在中国各地建立鱼病检测中心。这些中心将作为小型、简易的鱼病诊断基地，为当地的养殖户提供服务，规模类似于日本的渔业合作社。

第二，培养能够在这些鱼病检测中心工作的技术人员。

除此之外，我还需要巡回中国各地的养殖场，举办讲座，提供技术指导。 在五年里，我已经在河北、山东、福建、海南等地建立了七个鱼病检测中心，我亲自培训了五名技术人员，他们现在轮流在各个中心工作。此外，我还为大型的种苗生产场和养殖场提供技术指导。

    除了鱼病的临床工作外，我还担任以下职务：

日本农林水产省消费安全局主办的“水产防疫会议”委员兼观察员

国立水产技术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鱼病担当者会议（鱼病部会）”专家顾问

鱼类防疫士（鱼医师）认证研修讲师

日本鱼病学会前议事委员（任期6期12年）

JFAS（国际养殖产业协会）鱼病顾问

爱媛县爱育鱼类项目委员

媛水有限责任事业组合技术顾问

       此外，我出版了多本著作，并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包括共同编著了《鱼病图鉴》（1989年）、《新鱼病图鉴》（2026年）、《新鱼病图鉴》第二版（2011年）和第三版（2022年），以及《水产用疫苗手册》（2009年）。

       同时，我还在多个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例如《月刊养殖》和《月刊养殖商业》（1985年至2016年期间，以“巡回鱼病诊断”和“鱼病OUTLOOK”为题连载）、《月刊アクアネット》（1998年至2017年期间，以“こちら鱼病研究室”为题连载），以及每周发行的免费报纸《週刊ラボコール》和《週刊養殖マニア》（1983年至今仍在连载）。

       通过这些书籍和文章，我长期致力于向广大养殖户和相关人员普及鱼病防治知识。

2.与中国的联系

      大约20年前，我从一位外资饲料公司的极东地区负责人池先生那里听说了一件事。池先生是华裔马来西亚人，毕业于日本大学。他说，一家在中国进行大菱鲆养殖的芬兰公司正在寻找一位能够诊断鲆鲽类鱼病的人才。他们曾雇佣过大学的研究人员，但效果并不好，对方表示“需要的是鱼的医生，而不是鱼的研究人员”。

        池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还特意拜访了我在日本的实验室。这个机会让我非常感兴趣，但是当时的中国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在那里工作。因此，我婉拒了这个邀请。

      大约在2000年左右，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航空信。信封是朴素的棕色，纸质很差，有些地方已经破损了。打开信封，里面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写着：“我想将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作为我们学习会的资料，希望得到您的许可。”落款是“河北省XX市水产局副局长 辛月霜”。

       这篇文章并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我为水产专业杂志连载的关于“牙鲆鱼鱼病防治”的文章。考虑到是在国外，即便未经授权使用也很难被发现，对方却如此郑重地征求我的同意，这种真诚的态度让我深受感动。我立即与编辑商量，并回复了同意。之后，辛先生又多次来信，请求翻译我关于斑点叉尾鮰、日本鳗鲡、黑鲈等鱼类疾病防治的论文，我都欣然同意。这些论文被翻译成中文后，在当地的培训会上使用，甚至还发表在了一些中国的水产专业杂志上。就这样，我们之间保持了几年的书信往来。后来，辛先生的信突然中断了。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无意中冒犯了他，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2017年10月，我访问了河北省XX市的养殖场，意外地得知辛先生的侄子也在从事舌鳎养殖。尽管行程安排得很满，我还是拜托协调人员安排了一次拜访。令我震惊的是，辛先生在信件中断前后不久因病去世了。多年来心中的疑惑终于解开了，但同时我也为辛先生的早逝感到无比惋惜。我得知，辛先生生前经常向周围的人提起我，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真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这种中日友好的联系。

        2012年6月，我收到了来自中国的演讲邀请，内容是希望我为当地的养殖户讲解鲆鲽鱼类的疾病防治。我当时随口答应说：“如果时间合适的话。” 后来，我提出了一些条件，比如安排行程方便我、除了演讲之外还能参观生产设施和研究机构等，并初步定于10月初（4天5夜）前往。然而，那一年恰逢“钓鱼岛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即使到了夏天结束，中国的反日情绪仍然高涨，日本企业遭到打砸抢，日本游客也受到袭击，这样的新闻每天都在报道。就连被视为中日友谊象征的在青岛的松下工厂也未能幸免（首家开设在中国的日本企业的工厂）。而我的演讲地点就在山东省的渤海湾沿岸，需要从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入境。

      尽管家人和许多朋友都反对我去，但我还是决定接受这次邀请。一方面，我担心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可能很久都无法再去中国了；另一方面，主办方再三保证我的安全。虽然这只是口头承诺，但我还是决定相信他们，或许是因为我之前与辛月霜先生的交往经历给了我信心。与媒体报道的紧张气氛不同，我在中国的行程非常顺利。我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当地人对我非常友好。我甚至可以一个人安全地出门散步（虽然事先约定过不能单独外出）。演讲也非常成功，我和当地的养殖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那个时候，大菱鲆和舌鳎养殖非常赚钱（应该说）。养殖场的老板们开着奔驰、雷克萨斯等高级轿车，自豪地向我展示他们在北京的高档公寓。招待我时，餐桌上摆满了菜肴，甚至需要叠成三层。与如今萧条的日本养殖业相比，那时的景象仿佛让我回到了四十年前日本水产养殖业的繁荣时期。我当时曾告诫他们：“不要骄傲自满！很快就会出现鱼病，而且会大规模爆发，到时候就难以控制了。”三年后，我的担忧成为了现实。

       2015年秋天，我收到了一个请求，希望我帮忙建立一个鱼病检测中心。如今，日本的养殖业对中国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许多药物（如抗生素和维生素）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我们进口原料后进行制剂加工。养殖饲料的原料也大量进口。就连鰤鱼、石斑鱼等重要的养殖鱼种的苗种也从中国引进。可以说，中国打个喷嚏，日本就会感冒。我之所以接受这个请求，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对中国海洋鱼类养殖的好奇，但也想亲眼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那里发生了哪些鱼病，以及是否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苗种进行健康检查。

3.我看到的中国海水鱼养殖

        主要是我在2015年11月到2019年12月期间，实地考察养殖现场，所见所闻的记录（其中部分内容加入了最新信息）。由于时间关系，可能存在失礼的表达或错误的认知，敬请谅解。考虑到目前的情况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常欢迎您能对其中的错误进行纠正并提供建议。

（1）产量与主要鱼种： 中国的淡水鱼养殖历史悠久，而海水鱼养殖的大规模发展不过近20-30年的事。我听说，2016年时的年产量略高于100万吨（现在据说已经达到200万吨，7-8年翻了一番，真是惊人！），是日本海水鱼养殖产量（约24万吨/年）的7-8倍。主要养殖鱼类种类并不算多（日本有20多种，品种多样）。山东省以北地区，以陆上养殖大菱鲆（图1）和舌鳎鱼（图2）为主。渤海湾北部的大连，以养殖河豚为主（包括红旗东方鲀在内的四种河豚）。当地人告诉我，每年有2000吨河豚出口到日本。中国南部海域以石斑鱼类为主，包括青石斑鱼、虎斑石斑鱼、东星斑（图3）、鞍带石斑鱼（图4）、金钱斑、杉斑等，加上它们的杂交品种，共养殖了约20种石斑鱼。在广东省和广西省靠近越南的海域，金鲳鱼（图5）的养殖非常盛行。福建省是石首鱼科鱼类鱼苗生产和养殖的主要产地，比如大黄鱼（图6）。出口到日本的鰤鱼鱼苗主要产自海南岛。大黄鱼主要在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捕捞，然后通过烟台市活鱼船运往日本。除了鱼类，虾（产量世界第一，以南美白对虾为主）、海参、鲍鱼的养殖也非常发达。沿着海岸线行驶，可以看到无数的养殖场。

近年来，一种石斑鱼的杂交品种非常流行，那就是クエ（雌）和鞍带石斑鱼（雄）的杂交后代，在中国被称为“云龙石斑鱼”（图7）。在日本，近畿大学水产研究所将其命名为“クエタマ”，并一直在进行研究开发。中国山东省和福建省已经成功培育了云龙石斑鱼的鱼苗，并且从前年开始向日本出口鱼苗。目前，在中国的石斑鱼中，相比于养殖数量最多的珍珠龙胆（图8），云龙石斑鱼的生长速度更快，而且对病毒性神经坏死症（VNN）的抵抗力更强，因此被视为下一代的养殖品种。但是，由于鱼苗的培育难度大（受精率和孵化率极低），仍存在许多问题。

（2）育苗生产： 育苗生产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了。主要养殖鱼类品种的种苗全部是人工生产的，并且大部分是全人工养殖。在日本，种苗生产者通常负责采卵（或购买受精卵），将鱼苗培育成8-10厘米左右的大小，然后出售给养殖户。而在中国，分工更加细致。有些企业拥有亲鱼，负责出售受精卵；有些企业购买受精卵，将鱼苗培育成2厘米左右；有些企业将2厘米的鱼苗培育成5厘米；还有一些企业将5厘米的鱼苗培育成20-25厘米左右的养殖或销售规格。当然，大型企业中也有从采卵到成鱼出货一贯作业的。

  (3) 饲料： 日本和欧美多家厂商进入中国饲料市场，中国国产饲料也在引进发达国家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推出优质产品。然而，由于近期鱼粉价格上涨、维生素等添加剂价格上涨、鱼价下跌、燃料费急剧上涨（由于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廉价的燃煤锅炉被禁止使用，转而使用昂贵的天然气锅炉）等原因，市场上也出现了价格低廉的劣质产品（这种情况在日本也同样存在）。饲料的主流是挤压膨化饲料（EP饲料）。对于价格低廉的鱼种或肉食性鱼种，生饵（大部分是冷冻的）的使用也不少。几乎看不到湿颗粒饲料（MP）的投喂。无论是哪个国家，养殖户都普遍认识到，在种苗期必须投喂优质饲料。对虾而言，孵化后10天是最重要的时期；对于鱼类来说，3个月是最重要的时期。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投喂多好的饲料，进行多充分的养殖管理，直接决定了后续养殖的成败。

   (4)育成：在我看来，育成养殖相对粗放，技术水平与种苗生产相比要低很多。引进稚鱼后，能否成功养殖（出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有点像听天由命的感觉。种苗生产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术，而养殖则相对简单，基本上就是投喂饲料，因此很多外行也能从事。因此，很多对鱼类一无所知，从其他行业转行的人也不少。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鱼类的疾病与病毒、细菌等病原体有关，他们认为“下大雨，污水进入水槽导致鱼死亡”就是全部原因（当然，也有很多养殖户非常用功）。很多养殖户甚至从来不测量水温、溶解氧、比重等水质参数。当问到水温时，他们会很认真地回答：“每年这个时候，水温大概在XX℃左右。”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在海水温度可能升高到35℃的海域，竟然有人不关心水温，这很不寻常。反过来说，他们或许是超越常人的“养殖天才”也说不定。

    (5)鱼价： 出货规格一般在700克到1千克，个头不大。1年到1年半左右出货是主流（主要鱼种是鲽鱼和石斑鱼）。价格单位不是公斤，而是“斤”，1斤等于500克。鱼苗的价格是每厘米多少元（1元人民币约合18日元）。和日本一样，出货价格（岸价）波动很大，我听说每两周就会调整一次。最近主要鱼种的岸价是：大菱鲆25-30元/斤，舌鳎鱼70-80元/斤，珍珠龙胆35元/斤左右，东星斑70-130元/斤（增红效果好的鱼价格较高），大黄鱼20元/斤左右（接近野生状态的半天然养殖鱼价格为40-50元/公斤。虽然大部分出货规格为100-200克，但如果个头更大，价格就会大幅上涨）。鱼苗的销售价格因鱼种而异，我了解到的价格范围是每厘米0.03-1元。5厘米是主流的销售规格。

     (6)飼育设施与渔场环境： 中国的陆上养殖非常显眼。这可能与土地广阔、地下海水易于获取有关。此外，适合海面养殖的入海口较少，水深较浅也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在港口外的水质良好的海域，似乎很难获得养殖许可。陆上设施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混凝土水槽（约7x7米）排列在大棚内；另一种是露天挖大坑，用混凝土或薄膜整修，被称为“户外式”的露地池养殖（约50x50米）。海面养殖则多见于湾内，将小型网箱（约3x4米）密集排列，形成类似群落的形态。养殖人员在筏子上搭建房屋，24小时生活在养殖场。一些大型的养殖群落甚至拥有超过1000个养殖场（相邻的养殖场之间通过栈桥连接）。在养殖群落内，还可以看到小酒馆和食品店。专门用于培育出口到日本的鰤鱼鱼苗的养殖场，通常位于湾外的海域，使用间距较大的大型网箱（10米或12米），与日本的海洋养殖场相似。

中国的沿岸部大多水浅，地质以沙质和泥质为主，海水浑浊。水深较浅，波浪较大，常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地下海水相对容易开采，通过调整井深可以获得所需温度的海水。但是，很多地区的地下水水量较少，因此养殖场往往需要同时使用淡水井。所以，养殖海水的盐度较低，许多养殖场采用盐度为2%左右的NaCl溶液进行养殖。此外，由于矿物质含量过高，一些养殖场还设置了除矿装置。

      (7)鱼病相关： 中国海产鱼常见疾病包括病毒性神经坏死症（VNN）、虹彩病毒病、爱德华氏菌病、弧菌病、白点病、纤毛虫病等（根据作者诊断）。此外，还有许多无法确定病原体或原因不明的疾病。在南部海域，鰤鱼的VNN感染非常普遍，马鲛鱼和鰤鱼则多发虹彩病毒病（也观察到上皮细胞变性症）。细菌性疾病中，弧菌属细菌感染尤为突出，白点病的危害也不小。在北部海域，大菱鲆、舌鳎、比目鱼等鲽鱼类以爱德华氏菌病最为严重，弧菌病和滑行细菌病也较为常见。纤毛虫病在中国各地均有发生。福建省部分海域诺卡氏菌病较为严重，影响多个鱼种。此外，在南部海域的石斑鱼中，有一种类似白点病的寄生虫病，称为卵甲藻病（在中国），在日本被称为阿米巴虫病，偶见于河豚。

      在中国，原则上不允许在食用鱼身上使用药物。同时，还规定了禁止使用的药物清单，养殖场办公室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清单。不同地区的内容略有差异，据了解，这些清单是由主管部门经过仔细审查后决定的。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省份已相当于国家、各市则类似于日本的县行政单位。有些城市还对养殖鱼进行药物残留检测。虽然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有些地区的监管非常严格，养殖户甚至会询问“这种药物会在体内残留多久”之类的问题。随着全球范围内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的日益严重，中国也在加快推进安全养殖，以生产安全的养殖鱼。我认为，全世界共同应对这一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

4、对于鱼病诊断和鱼病指导的想法

       每次去中国，都会遇到举办鱼病学习会或讲座的情况。只要通知一声，就会有许多养殖户前来参加，可见他们对鱼病问题非常关注。然而，目前中国还没有提供免费鱼病检测的机构或制度。而在日本，无论是在渔业合作社、都道府县还是国家层面，都在距离产地很近的地方建有可以随时免费进行鱼病诊断的据点，这与中国完全不同。那么中国的养殖户是如何应对鱼病问题的呢？他们通常会寻求饲料供应商、药品销售商，或者一些稀奇古怪的私人鱼病检测机构（通常也是饲料或药品的代理商）的帮助。偶尔也会通过关系，请行政部门的研究所进行诊断。然后，养殖户会听信传闻来判断自己养殖场出现的病害。这种做法并不值得推荐。

      在中国，国家、省、市都有自己的水产试验场。我经常有机会和这些研究人员交流，他们知识渊博，经常向我请教日本的论文和鱼病防治的实际技术。如果他们能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养殖现场，中国的鱼病防治水平一定会迅速提高。虽说“以此为己任”是有点夸张，但我希望能够为这种改变起到推动作用。

       无论在什么场合，我都会强调“不要用药（口服），不要药浴”。我经常呼吁大家：“用药百害而无一利！”这是因为许多养殖户在不明确病因的情况下盲目用药或预防性用药。40年前的日本也是如此，由于缺乏完善的鱼病检测体系，盲目用药的情况非常普遍。我并不是完全反对用药，而是主张在明确诊断病因后，针对性地用药。即便在日本一开始也很难让人们接受我的观点，但经过多年的坚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我的意思。有些养殖户甚至告诉我，听了我两次的建议减少用药后，鱼的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了，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我都为这些养殖者感到高兴。

        只要使用抗生素一个周期（5-7天）就会破坏鱼类的肠道菌群，杀死有益菌。有益菌的减少会影响肠道的营养吸收，导致鱼类生长不良。研究表明，人类免疫细胞的70%都聚集在肠道附近，而对免疫细胞发出指令的正是肠道细菌，鱼类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用药会破坏肠道菌群，降低免疫力，使鱼类更容易感染疾病，死亡率增加，影响效益最终导致赚不到钱。用药次数越多，风险就越大。因此，用药时一定要谨慎。

        我非常喜欢养殖现场，也对那些质朴的养殖户充满感情。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养殖户们都非常相似。当别人问我“你的工作是什么”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工作就是让养殖户赚更多的钱。”从事养殖业42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信念。鱼病是养殖业最大的风险，我想尽我所能帮助养殖户减少损失。尽管已经70岁了，但我依然充满热情，不断努力。

5、今后的投稿内容

       从第二期开始，我们将以鱼病为中心，针对不同的鱼种和疾病，重点提供关于发病情况、围绕诊断方法、预防和治疗措施等方面为广大养殖户提供有用的信息。我们将优先关注在中国养殖的鱼种及其常见的感染病，同时也会及时报道用于控制疾病的疫苗、免疫增强物质、以及先进的养殖和投喂技术等的最新信息。预定第二期将聚焦虹彩病毒病，第三期将重点介绍石斑鱼的感染病。